洪晃谈FEIYUE球鞋和中国制造
FEIYUE本身的质量很好,我一朋友那天就穿了一个FEIYUE,他就告诉我非常舒服,很耐穿。但FEIYUE只是说明中国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再出10个FEIYUE也不能说明中国制造的普遍质量是好的。
FEIYUE的推广做得好也是它成功的原因,它没有吹嘘自己是什么名门制造,就是中国土生土长,其实外国人看中的也就是这个“本土”,这就是一个品牌的个性,中国历来爱随大溜儿,什么东西好就学什么,名牌,高档品都是国外的,我们就去学,对自己的市场就放弃了,也没有去推广。
老品牌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来还有好口碑和认知度,就是因为它们最早在中国人心里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刘索拉和她老公前几天就买了几支正宗的英雄100钢笔。她在加州设计学院做教授的老公也正在做一个项目,就是把这些国外的设计力量介绍到那些中国老厂里去,帮助他们完善自己的品牌。
为一块大白兔奶糖挨了平生第一个嘴巴子
记者:您的少年时期经历了国内制造业的巅峰,对于这些老的中国品牌有什么生活印象吗?
洪晃:当时家里最重要的物件就是自行车,我父亲买了一个28横梁的永久自行车,给我妈妈买了一个26的飞鸽自行车,我妈妈就非常不高兴,因为飞鸽不是上海的牌子,为了这个和父亲大吵了一架,我印象特别深刻。
记者:那您自己在孩童时期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中国老品牌?
洪晃:小孩子无非是些吃啊玩啊,那时候大白兔奶糖、海南的椰子硬糖的包装我还记得,现在的机场里都有卖的。我有个小玩伴叫三三,一次我外婆回来带了一兜大白兔,碰巧这兜糖是个单数,我和三三分的时候就多出来一块,父母外婆从来没打过我,但就因为我抢了这一块多出来的奶糖,打了我一个嘴巴子,这是我第一次挨嘴巴子,还是为了一块大白兔奶糖。
记者:那个时候作为名门之后,是不是能比常人更多地享受到这些经典的中国制造?
洪晃:那时候资源都很匮乏,本来产量就少,每次能得到的奶糖也就十几块,还要好几个孩子一起分,如果是那时候的名牌,就更是家里的宝贝了。
记者:您的记忆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中国老名牌?
洪晃:太多了,我的梦想就是恢复这些牌子。前一阵子我和几个朋友都买了天津的“海鸥”牌陀飞轮手表。还有很多我小时候的东西: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飞鸽牌、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小轿车,竹编的暖壶套。我最爱逛的地方是杂货铺,因为有时候那里还能找到一些中国的“老名牌”。
最想讲中国品牌故事
记者:您为什么在出席活动时坚持穿中国出产或设计的衣物?
洪晃:我钟爱的是中国设计,而不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已经烂大街了,谁都不稀罕;但是中国设计能够创造我们自己的品牌,挽救中国制造的名声。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又是所谓创意产业从业人员这是应该的。
记者:您说希望恢复这些老品牌,您所指的恢复是什么层面上的?
洪晃:我想做的是先了解这些品牌,它们发展的过程、历史,这也叫品牌的DNA。把一些人性化的,好玩的东西从里面提炼出来,再面向世界进行宣传普及。
记者:您觉得这些老品牌的故事在国际上会引起共鸣吗?
洪晃:我这些年一直在做时尚杂志,天天给国外的品牌讲故事,讲的我都烦了,我也特郁闷。我最想讲的是中国这些品牌的故事,肯定比国外的还好听,还吸引人。
记者:中国品牌在其他方面有什么竞争力?
洪晃:如果你拿六必居的咸菜到国外卖,肯定畅销不了,因为人家国外不吃这东西,你不能去改变别人的生活方式,但自行车这种东西就不受限制,现在的慕尼黑专门为自行车开辟出来许多路,鼓励人们去骑自行车,你可以看到马路上很多人穿着Armani,却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还特别美。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制造的物品应该怎么融入海外的市场环境呢?
洪晃:中国制造业,就是穷怕了,一下要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堆出来,很多都是张冠李戴。我就看到一种中国最早的那种铁皮外壳的暖壶,在伦敦的一家店里居然卖98英镑,而那种外面是竹子编制的暖壶更离谱,居然卖100多英镑,老外买来都是带着去郊游的时候放冷饮、热饮。要是中国人,肯定就要给弄成什么不锈钢的外壳,其实对于这个暖壶来说根本没意义,一个铁的外皮已经能够满足它所有的功能,这就是中国制造花了大力气却不讨好的原因。
做中国品牌而不是世界工厂
记者: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制造抱有怎样的心态呢?
洪晃:我们一方面给了他们廉价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也代替了他们的工作,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情绪最不满的也就是这些人,这其实很讽刺的。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在国外面对更加苛刻的舆论环境?
洪晃:别人抓住我们不放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中国商人从零到有,原始积累的时候是只能照顾眼前利益。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知道OEM的利润越来越薄,竞争越来越激烈,树立品牌的需要越来越紧迫。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永远是“世界的工厂”而不是“中国的品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来源:金融界
2007年09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