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年初预定的计划，按照通常的衡量指标，目前的中国经济的确有些过热了。年初，我们把GDP的增长指标定为8%，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指标增长了11.5%以上，全年估计增长也要超过10%；物价指标预定控制在3%以内，今年上半年这一指标将为3.2%；所要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个别月份有所回落，但是总体上来看，还是在高位运行；所要大力压缩的对外贸易顺差，更是一路突飞猛进，高达1125.3亿美元。如此看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有点过热了。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的理由，不支持过热这一观点。比如说GDP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我国的GDP一直在高速增长，已经连续好几年增幅在10%以上。经济增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宏观调控，我们强调的重点也是微调和预调；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来看，更没有突然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当然会延续其既往的发展情况，也就是说，虽然GDP的增长幅度没有落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但是，这一增长速度也是有着充分理由的。

　　固定资产投资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我们提出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经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增长幅度，仍然居高不下。有人统计，这一状态已保持了六年之久。六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们能够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如此规模与速度，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增长规模与速度有其合理的一面。在GDP与固定资产投资这样的增速下，物价指数仅仅超过预期0.2个百分点，通账的压力是在增大，至于贸易顺差的增长，除了有增长的惯性因素之外，今年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应该看作是一个临时性刺激顺差急速增长的因素，这一因素的作用应该不会持续太久，如此说来，当前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并不表明就已经过热了。

　　面对当前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进行分析，包括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的价格与泡沫问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效用分析等等。然而，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来说，所有这些分析，都忽略了以下两组关键词，那就是调整经济结构或者说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或者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这两组关键词，恰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

　　我们在讨论GDP增长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是我们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畸高发展，一、三产业薄弱。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就是这一不合理状况的真实反映。二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区发展滞后的局面在今年上半年并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三是城乡经济结构不合理，乡村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今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并不明显。四是产业技术水平落后，产业技术水平升级的工作进展缓慢。调整经济结构就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不可能不牺牲一些GDP增长速度，以速度换调整。以前我们讲到经济增长，目标是“又快又好”，快字当先；现在我们的提法是“又好又快”，好字当头，也就是说，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与这一要求相对比，如果我们非得用是否“过热”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一把尺子，不从综合平衡来考量，未免容易简单化。

　　在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得到根本性改观的情况下，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能源、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又会反过来制约经济的增长，使经济的增长难以持续。目前我们的增长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今年以来，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节节攀升，目前已逼近历史最高位。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对进口原油依赖性较强的经济体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目前的中国，已经被列入了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名单，由于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今年以来也没有得到大的改观。前不久公布的数字表明，全国只有北京市在上半年完成了单位GDP能耗下降的任务，反过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却有不断加快之势，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不得不从金融方面，对于这些“两高”企业加以限制。从这一角度来衡量，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了明显的“过热”特征。今年6月，物价涨幅为4.4%，已创今年新高。物价涨幅过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应该在于物价结构不合理。资源、能源的价格偏低，环境污染代价太小，使得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企业成了能够获得暴利的企业。因此，改变价格结构，改变行业的盈利格局，从而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动力来源，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改变，再用传统的尺子去衡量经济增长是不是过热，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看到上半年经济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对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的解决方法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稳定、完善和落实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圆满完成今年经济工作的各项任务。来源： 金融时报

2007年0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