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行业诞生过程中的有关创业者

    从部分有关行业的创业者身上，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行业创业时期的面貌。

    最早开设的国益笔厂的创办人殷鲁深，江苏丹阳人，为大汉奸殷侗的弟弟。原在汉口从事银行工作。开设国益笔厂后，因他把笔厂作为一个副业，自己不到厂管具体工作，代理人经营管理不善，不到二年，就告失败，将工厂顶给在“新闻日报”任稽核课负责人的陆养春等接办，改组为博士金笔厂。殷鲁生仍回到银行界。

    关勒铭笔厂的创办人关崇昌，系广东开平人，早年由其叔广东台山帮老华侨带往美国经商，开始在纽约唐人街做裁缝，后来开设小饭馆。长子关勒铭随他去美。

    关崇昌在美国开饭馆有了一点积蓄，想为子孙创基立业，就在纽约办起了一家关勒铭自来水毛笔厂。这种笔是用中国毛笔的狼毫头装在自来水笔杆上，受到华侨的欢迎。但因华侨用这种自来水毛笔量有限，关崇昌本人也想叶落归根，到祖国立业。因此，在1928年毅然携带家属连同所有设备，迁到上海。在上海康脑脱路(现康定路)康脑村租赁一幢房屋，雇工三十余人，开始在上海设厂制造自来水毛笔。不料回国后因国内用的连史纸、毛边纸与美国纸张不同，自来水毛笔在中国纸张上书写后容易渗化；再加上在美国带来制造墨水的原料用完，改用国产原料后，制成墨水发生粘结，书写时不出水。因此，这种笔在国内打不开销路。关崇昌不甘失败，再返美国，在亲族中重招资金，在美买进制造自来水金笔设备，回国后改制钢笔和部分金笔。但是在外货压境的情况下，仍然困难重重，最困难的时候甚至长达一年时间不易发出工资，只是依靠“完全国货”、“采用国产原料”的广告宣传，才在青年学生中有一些销路。抗日战争胜利后，关勒铭厂陷入严重困难，长子关勒铭又早死，关崇昌无力支撑残局，乃于1944年招股改组。宁思宏同志于这时加人关勒铭。

    宁思宏浙江绍兴人，系书店职员出身。后来在上海四马路(现福州路)379弄12号开设美德文具公司和纸品厂，另外还办了一个专出各种连环图画的出版社。由于宁思宏和当时的民主进步人士有接触，因此，和党的地下组织所办的一些进步刊物也有一些联系。福州路379弄12号就成为进步人士和一些地下党员经常进出之处。宁思宏经营美德公司时，通过当时上海青年会干事、大安保险、轮船公司经理陈已生的关系，认识了当时地下党上海负贵人刘晓(当时名刘镜清)。其时，刘晓同志也以商人公开身份投资参加了关勒铭，并担任了关勒铭厂的副经理，用以掩护革命工作。同时参加的还有谢寿天、方行、梅达君、陆修渊等人，均为党内人氏。

    宁思宏由于接近进步人士，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监视，在上海解放前一度避居香港。在1949年9月，宁思宏参加上海工商界东北考察团，在哈尔滨与地方工业局合作，由关勒铭厂调拨设备，派出干部和技术工人，于1950年5月和哈本滨市联合创设了友联金笔厂，即现在的哈尔滨金笔厂。解放后刘晓同志的投资均转为公股，使关勒铭厂成为上海合营早期的工厂之一。刘晓同志因为和制笔行业有过这一段历史，曾任中国制笔协会的名誉会长。宁思宏解放后曾任上海制笔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副经理，现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顾问、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

    关勒铭厂的原始创办人关祟昌，解放后已返广东原籍。企业合营后聘他为顾问，按月汇寄生活律贴，使他安度晚年，去世后还送去一笔慰恤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怀。

    华孚金笔厂的创办人周井庭，浙江奉化人，学徒出身。在开设华孚厂前经营上海科学仪器馆，从事进口文化用品业务。在当时“实业救国”口号和抵制外货运动的影。向下，从商业资本中抽出一部分资金开办华孚笔厂。周井庭开厂后除派人到日本考察和聘用技师外，还亲自到美国去考察，并购回一部分当时比较先进的设备。由于他有从事商业经验，了解消费者的需要和心理，所以，华孚厂产品主要以青年学生为对象，在质量上也比较重视，再加上有商业资本作后盾，故办厂后处境比关勒铭厂好。华孚厂合营后改为英雄金笔厂，周井庭任命为副厂长。在全行业合营时他发挥了拥护和支持的积极作用。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去世。

    金星金笔厂主要创办人贺聚道、周子柏。贺聚道原为上海美丰饮食公司负责人，由周子柏邀他参加金星厂，在金星厂经营过程中起实际作用的是周子柏。

    周子柏江苏常州人，出身于南货店学徒，家境清寒，未读完初中就到上海钱庄做学徒，满师后成为跑街，专做河南客户生意，后来又担任上海太平保险公司代理人。金星厂原为朝鲜人金星健、金星斌、金星文三人所开设，由于业务不振，先邀周子柏招股开设“颖沅”字号代销金星笔。1933年朝鲜人退出，改由周子柏、贺聚道等人经营。

    周子柏接办金星厂后立即派人去日本考察，聘来三名日本制笔技师，并购回部分制尖设备。随后又将厂房迁到上海斜土路进行扩建，新厂房可容纳300人，并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两个部分，成为当时最具规模的一家金笔厂。

    周子柏在经营金星厂过程中亲自抓销售、抓质量，并经常到全国各地作循环访问销售。同时，又把国产金笔打人当时专销外国货，并且壁垒森严的永安公司。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把金星笔推销到大后方和解放区，为以后金星金笔成为名牌产品打下了基础。

    周子柏在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制笔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制笔公司副经理。粉碎“四人帮”后，他怀着对党的感激心情，献出了家藏的稀有文物，受到政府的嘉奖。

    周子柏于1980年因病去世。

    中国标准铅笔厂创办人吴羹梅，江苏常州人，1922年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927年曾由地下党员胡曲园王兰生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支部(当时支部小组长为尹树藩)，1928年组织被破坏，与党失去联系。1928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1932年毕业，进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现三菱铅笔株式会杜)实习，1933年回国。

    吴羹梅在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时，冲破日方的技术封锁，学到了制造彩色铅芯及制杆、油漆等技术。当时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经理数原三郎曾要吴回国后帮他们推销产品，他看到吴千方百计学习技术，就说：“即使到你吴鼎(吴当时用名)二世，中国也不会制造铅笔芯，办不成铅笔工业。”这些话触伤了年青的吴羹梅的爱国自尊心，他断然回绝了数原三郎的邀请，回到祖国。吴在日本时有一位同班同学郭于春，台湾人，毕业后曾在日本藤田铅笔厂实习，学到制造一般铅芯的技术，与吴一同回国。

    吴、郭两人回国后，于1934年开始筹备设厂，1935年在上海办起了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

    在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开设以后，吴郭两人曾在采用国产原料，如木材、石墨、粘土和油漆等方面作过不少努力，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果。

    抗日战争开始后，吴羹梅曾得到上海工厂联合迁厂委员会的批准，在同意迁厂的职工支援下，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一切器材辗转经汉口、宜昌两地租房临时复工，最后三迁至重庆正式开工。在迁厂期间和到重庆后，吴又在汉口创办了协昌贸易公司，在重庆创办了光华油漆厂、中和化工公司和中国标准锯木厂。同时他还参加了各种工商企业界组织的社、团组织，并参加各种有进步人土参加的社会活动。他还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建工作，于1945年12月民建会成立大会时当选为常务理事。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亲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期间，曾邀集重庆部分工商界人土座谈，吴被邀参加。其后，又和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等人共同设宴招待毛主席、周总理、王若飞等领导同志。其后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重庆部分工商界人士，吴也被邀参知。

    为了反对国民党破坏和平，重庆各界人士于1946年11月19日在西南实业大厦召开“各界人士反对内战联合大会”，吴羹梅为十人主席团之一。会议发表了致国民党政府呼吁停止内战的通电，吴在通电上列名(原件现陈列南京梅园纪念馆)。

    全国解放前夕，吴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关系，他于1949年元旦携同全家3人秘密赴香港转烟台抵北京，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这一年，他又受到毛主席的个别接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私营企业局副局长。1954年任上海中国铅笔公司经理，1956年任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经理。曾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还担任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等职。1982年5月，他参加全国政协访日代表团，曾到他当年实习的三菱铅笔株式会社访问(即原来的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

    郭子春于抗日战争时期和吴一同迁厂到重庆，1941年回上海又和章伟士一起办起了上海铅笔厂，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京和台湾办了分厂。从此他一直在铅笔工厂中担任技术工作，对行业有所贡献。他在生前曾任中国轻工业协会理事，1981年在上海病逝。在创业期间，还有刘正明、赵月波、王仁兴等同志，为奠定制尖技术作出不同贡献。

   ①  (说文·聿部)：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

   ②  清(浙江湖州府志》第3卷第34页。

   ③  湖笔产量参考解放前正中书局1936年版(浙江新志)。

   ④  见湖南省土特产交流指导委员会所编<湖南土特产)及国民党实业部公报第2卷第6期。

   ⑤  (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312页(1959年版)

2006年0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