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林毅夫教授依然坚持“未来２０年中国经济应有８％增长”的观点，但如何找回新的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是需解决的问题；东北财大校长夏春玉认为，主要是“体制机制问题，国企多而创新不足，计划经济影响巨大，思想问题没解决”；北大黄益平教授称，“走出中等陷阱的唯一方式是创业创新”；发改委专家李铁称，“如果能引导各方面投资从投机转向创新，转向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希望会多太多”。

　　在过去３５年，中国主要依靠高投资保持了９％以上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模式的不足，限制着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调整和转型势在必行。中国经济新常态被描述成“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从目前的改革进展来看，９月１３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企改革大幕开启，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未有实质性举措，再加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居民的消费意愿在降低。有学者曾建议，提升消费需要一场全面的体制变革，包括开征遗产税、打破垄断、减少政府审批、征地制度改革、股市ＩＰＯ注册制等，这些改革都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

　　笔者非常赞同关于政府职能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提议，理由有如下两点：

　　其一，中央推动改革的决心毋庸置疑，但在一些地方政府层面，改革的积极性并不高，甚至有些地区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企业主普遍反映办事比以前更难了，“现在是脸色好看，但就是拖延不做事”。实际上，应当建立政府官员的正面激励体系，不仅注重物质方面的保障，更要有精神方面的激励。还应当加强效率和廉政方面的管理。在这方面，香港的做法值得借鉴。特别是廉政建设为公务员设置禁区，像一把高悬的警示之剑，起到威慑作用。

　　中国需要继续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不仅要精简公务员队伍，还可以探索对公务员高薪养廉。在不唯ＧＤＰ论以后，如果官员没有改革政绩，就应当建立相应的辞职机制，而重用那些有改革思路，有情怀、有能力、想做事的官员。

　　其二，索罗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创新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他的研究表明，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４９年，美国经济增长中创新的贡献率高达８７．５％。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创新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创新不仅是技术，更包括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的现状是，过去的一些支柱产业已风光不再，而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还没有形成。用黄益平的话说，“破旧却没有立新，使中国面临持续经济下行压力。”尽管中国出现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些新兴产业的代表，但不足以支撑全国的经济。我们实现产业升级的方式只能依靠创业创新。激励创业创新需要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破除垄断。央企中存在的那些腐败现象、低效也饱受诟病。因此，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大力改革，进行内部优化重组、改善组织结构、转换机制、拆分甚至整体上市等，通过合资、合作、并购、参股、入股等方式“引进来、走出去”，从体制上推进国企战略性调整。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从总体要求到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提出国企改革目标和举措。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并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

　　中国政府只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行改革，用市场的力量激励创新创业，才会尽快脱离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从而在下一个３０年创造更多经济奇迹。

2015年0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