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这位21岁的女工还跟她的手工伙伴一起工作。车间主任谢文廷试图告诉参观者，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女工学会跟按钮打交道——“我们还在培训更多的工人学会使用这些机器”——距离手工劳作的女工们几米外的地方，整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寂寞地等待着，这可能是中国最贵的一条流水线了。

　　几个小时之后，在一个招聘现场，当谢文廷见到当地一所工程技术学院的主管时，他忍不住抱怨说，对方培养的学生完全无法直接上岗。但他的眼神“出卖”了他，他恨不得把这些人都带回厂房。

　　假期已经到来，谢文廷可以从容带走一批实习生。他会安排这些学生拜师学艺，如果一切顺利，几个月后，这些学生可以留任上岗。

　　这只是权宜之计。谢文廷更希望与当地学校联合办学、培养工人。他在一份建议书中说：“如果没有合格的技工，这些先进设备只能闲置，老一辈工人跟不上了，如果年轻人再跟不上，企业的日子会很难过”。

　　可以说，谢文廷的遭遇是正在图谋转型升级的中国制造企业的缩影。教育研究院专家钱颖说：“今天中国的高级技工短缺是一个常态性的话题，如果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节奏，未来十年，制造业全面升级，这个矛盾会变得非常尖锐。”

　　这已经成为共识。

　　今年6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了贵州职教城的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实地考察校企合作的实训基地、智能制造实训中心等。这所学校的使命是为一些正在改造生产线的工厂输送技术操作工人。

　　5月8日《中国制造2025》规划发布，未来10年被定义为中国制造升级的关键十年，但中国制造需要一个支点——高级蓝领。大量经过专业职教培育的年轻高级蓝领，可以替换生产线上逐渐老去的农民工群体，使整个生产线变得更加智能、效率、高质量。这是主政者乐于看到的一幕。

　　寻路——校企合作

　　习近平参观职校的新闻让王成栋感到高兴，这位已经退休的职校校长说道，“职教的春天来了”。不过，当谢文廷找到王成栋的时候，老爷子泼了他一头冷水。王成栋告诉他，按照你的计划，中国现有的职业学校培养不出来。

　　在过去十多年，王成栋所在的职业教育系统有超过3000万人以上的在校生规模，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约1000万名毕业生。

　　谢文廷看重的就是这个，他设想的是，如果学校可以按照企业的技术革新历程开设课程，企业为此提供实训场地，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王成栋忧虑的是，中国的职业教育正在走入一条死胡同，他曾供职的职校招生人数已经连续6年下滑。在他退休的2010年，中国本科院校的扩招突破80%，在当年教育部的会议上，当时一位东部省份的领导还呼吁教育部继续追加该省的本科录取人数，听后他曾预言，“职业技校冬天已到”。

　　谢文廷不想听这些，他还是准备试一试。在王成栋的引荐下，他找到了当地一所知名技校的教务主任王慧，希望有一个能落地的方案，解决手头上的麻烦。

　　王慧在课程设置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她的计划是，在普通技能培训之外，加大对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以解决企业需求和学校培养目标脱节的问题。

　　2013年，她曾到企业做过调研，发现企业虽然最缺的是技术工人，但对员工最大的要求则是职业素养，技能的提升倒是一个可以继续深造的过程。但王慧最近一次登门拜访企业已经是一年前了，这家工厂的车间主任接待了她，王慧没有见到自己想见的公司高层，她包里的校企合作方案甚至都没拿出来过。

　　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制造2025》对高级蓝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有技术，还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创造能力，”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王慧猜想，“这比单一的培养技工更符合中国制造业的需要”。

　　不过王慧解决不了学生的实训场地和设备。她告诉谢文廷，“你们必须真金白银投入了，而且必须稳定且持续的投入。”

　　王慧的学校已经15年没有更换过教材和实训设备了，很多教师上课讲述的依然是几年前的东西。王慧估算，“现在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至少落后企业10年，技工院校落后企业大约15到20年左右。”

　　按照王慧开列的账单，谢文廷的企业首期要投入300万元，以后每年还要投入50万用于更新和维护——这个账单交给谢文廷的领导时遇到了麻烦。市场环境低迷，企业自保尚且困难，更别说大量非业务性投入了。妥协的结果是，企业仍然为学校开放厂区实习，每年固定引进部分实习生和支付一定培养费，至于联合办学，暂不考虑。

　　这还不是一个个案，教育研究员钱颖测算，过去15年，超过90%以上的企业放弃了自主培养产业工人的技能培养系统，近几年师徒传帮带的传统也慢慢消失。

　　中国制造，未来靠谁？

　　自救——企业自我培养

　　陆翔计划自己干。

　　陆翔是西部一家钢铁公司的战略投资部经理。公司从日本引进的智能生产线已经整装上线，这条生产线可以生产出高端的新材料，比现在的钢铁产品更具市场潜力。对这家老迈的钢铁公司来说，这简直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他需要的操作工人还没有培训完成。15年前，这家公司还有自己的技校，但后来因为成本等各种原因取消，改为与社会办学合作。不过陆翔称，“现在看来问题有点复杂，合作培养出来的工人远没有达到‘技术性’这一要求，以至于我们现在很被动。”

　　这肯定不是陆翔一个人的困惑。根据麦可思出具的第三方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2014年，全国高职院校就业率平均公告水平超过90%，但专业相关度（专业与就业）仅为62%，就业满意度更是低至54%左右。“公司内部正在制定未来的人力资源培养计划，把吸引高级蓝领作为头等大事，”陆翔表示，“我们计划重启自我培养工人的模式。”

　　陆翔把将近400人的年轻技工队伍直接拉到总部的车间实岗训练，这些年轻人和师傅们学习如何操作新上线的重装设备。陆翔想想就觉得好玩，这边，师傅们教学生如何操作这些复杂的按钮、技术仪器，那边学生们教师傅们如何使用拼音在微信上发消息。

　　扮做师傅角色的是公司第一批产业工人，平均年龄在50岁上下。他们是中国2.7亿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大部分分布于低端制造和低端服务业中，这批人将在未来5—10年迎来大规模退休潮。

　　陆翔有意在中间营造一种师徒传承的企业文化并附加了古老的师徒忠诚的色彩，他告诉这些老工人，多留住一个徒弟，就能获得数千元的奖励。同样的奖励也会给到那些学到技术的年轻工人手里，只要他们留下，待遇奖金一律优厚对待。

　　杨勇比陆翔多走了一步，他想让这些流动率极高的年轻人愿意留在这里。这位西部产业园区的官员亲自带队到江浙一带争夺高级蓝领，今年上半年，他已经成功从江浙带回8000多名年轻工人。

　　为了带回这些技工，杨勇给政府高层提交了一份报告，大意是放开工人的户籍限制，相应的五险一金、住房公积金等待遇按照普通市民同等对待。他还希望政府可以放开一些基层管理岗位和公务员岗位的学历限制，让这些普通技工拥有上升的空间。

　　这些工人将被安置在园区设备最先进的工厂中，这些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去年的外贸订单下滑了将近17%，很多外国客商告诉杨勇，“靠人工作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和工艺方面，已经太落后了。”

　　这让杨勇感到为难。他当然知道需要尽快提高生产线的智能化程度，除了资金和技术外，能够操作这些设备的工人成为最棘手的问题。本地的工人，无论是新招的还是老工人，都对这些庞然大物感到陌生。

　　杨勇也在尝试自己做培训，甚至是把这些工人送到技校“回炉再造”，但他发现数量太大，技能的培训又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相较于老一代工人，年轻工人的流动率实在太高，仅2014年流动率就高达20%，”杨勇表示。

　　根据当地一份报告，园区工人中农村学生占90%以上，这其中留守学生大概30%到40%左右。杨勇说：“这些孩子参加工作时，大多刚上完初中，平均年纪在18岁左右，按照现在的工作环境，很难培养为心智成熟的高端产业工人。”

　　去年年底，他所管理的园区曾经出现工厂内不同地区员工群体斗殴事件，把杨勇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找到了带头的几个年轻人了解情况，有一个小伙子告诉他，“就是烦了，心里闷得慌”。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杨勇开始尝试在工业园区引入心理咨询师和文化课流动课堂，专门补充这些年轻工人的基础知识，“也有助于他们树立健康的职业观和人生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杨勇有时候会想起富士康跳楼的故事，“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

　　革命——双元制大冲关

　　王峰接到的指令是，三年内解决所在企业高级工短缺的问题。

　　这是中国制造业高级蓝领短缺的一部分。据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估算，在制造业70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高级蓝领仅有5%左右，距离德国等工业强国尚有35%的缺口。

　　按照这个比例测算，10年以后即中国进入工业强国的2025年，产业工人有望达到1亿，高级蓝领工人的缺口最少将达到3500万以上。

　　王峰是潍柴职业学院的校长，他供职的潍柴职业学院是潍柴动力（000338）公司旗下的企业办学。上个世纪80年代复课以后，与德国基金会合作，按照德国双元制模式办学，一直承担着为潍柴动力提供学生工的角色，这是德国双元制落户中国的最早实践者。“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核心内容，“一元”是企业，另“一元”是职业学校，要求把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职业教育结合在一起，学生与企业签订教育合同，学生在企业以“学徒”身份、在学校则以“学生”身份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其最大的特点是更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并用制度加以确定。

　　王峰所在潍柴职业学院学制只有两年，按照双元制的模式，学生的技能课程占2，理论课程占1，潍柴公司全城参与到学生的培养过程中。

　　这一看上去简单的培养模式正被越来越重视。此前，制造大省广东工业大学和德国埃斯林根应用科技大学确定合作办学，中国政府也正寄希望通过引入德国双元制模式改革日益凋敝的职教体系。

　　让王峰感到担忧的是，中国版的双元制教育还是太偏重于技术，很难满足制造业升级的需要。“我们理解的工业4.0是机器代替人，核心是生产线的智能化，所以工人必须转向管理和解决问题的角色”。

　　曾经有一位大学机械专业的老师到学校客座讲课，但讲到一半，学生们不干了，说听不懂。王峰去一看才知道，原来课堂上讲的是数控原理，他告诉授课的老师，“我们不教这个的，你直接告诉学生这些机器如何操作就好。”

　　理论教育和技能培训分开是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应对工人荒而做出的决定，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当初的应急之举却被不断固化，随着就业导向对职业教育日益加深的影响，技校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企业的临时性用工需要，缺少双方共建的长期培养机制。

　　王峰通过学生就业跟踪发现，企业培养的技工在上岗之初的动手能力要高于国家职校的学生，但后者在三年后往往会有更大的创造能力和提升空间。

　　但双方都面临各自的难处，国家职校教学资金和设备不足，企业技校面临教育体系不合理、成本过高的压力，业界也曾呼吁国家职教和企业技校的合并，这也是双元制破局的路径，但因为牵扯到国家体制和政策，很难推动。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缺乏长远且稳定的人力资源规划，不愿提前规划工人培养，也不愿承担太高的教育培养成本，校企合作更多满足于企业临时性的用工需要，再加上缺少法律规定，中国的校企合作大部分流于形式。

　　2012年，王峰曾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当年技校的学生，超过50%进入了服务业，只有30%左右进入了制造业领域，且都是低端加工类的企业。“按照德国劳动法规的规定，企业在招工签订劳动合同后，必须送到职业院校进行培养，否则即为违法。”王峰说。在一次座谈会上，王峰问当地教育部门的几位领导，你们愿意把孩子送到工厂来吗，会议室传出一阵笑声。

　　鉴于改革的复杂性和利益模式的惯性，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人感到棘手的难题。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进入第四个十年后无法回避的命题。来源： 经济观察报

2015年0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