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算上违法成本，企业使用童工和黑工的成本也远远低于雇佣国内工人，在制造业利润逐步走低的情况下，选择童工和黑工是市场的选择。除了相关部门严格监管和执法，不能完全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企业这种行为。

      廉价的东南亚劳工，已经是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补充。与其让非法利益链攫取暴利，不如探索新型劳务合作管理模式，让他们进入中国取得合法务工资格，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监控和保障。

       在劳动力供应偏紧的情况下，廉价的劳工会进入底层产业，弥补劳动力供应缺口。而国内工人为了竞争，也会主动提高职业技能。不过这需要政府对企业提供更多职业技术培训优惠，否则企业很难有动力。

        童工的出现令人心酸之余，更多需要反思。报道中获悉，家长普遍知道孩子出门打工。这是对教育体制的讽刺。提高教育质量，是人口红利升级到人才红利的关键。不能让孩子在12岁的年纪就对教育和学习失去信心。

       中国目前并没有权威的青年人就业指标，但从每年应届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可以看出，就业市场并不认可目前大学生的整体素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无用”的观念，进而刺激童工现象的蔓延。

       即使如此，黑工和童工也无法解决中国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问题，只能算是一定程度上的补充。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待遇是重中之重，弥合长期以来产生的二元结构下的差距。

       过去中国经济主要靠工业投资驱动，主要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和资金，特别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令农民工更多参与低端制造业的工作。但目前这些传统因素正在消失，尤其随着富士康等大型企业从沿海迁向内陆，西部省份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出现返乡潮。

       而新一代农民工在获得更多教育机会的同时，对于从事低端制造业的意愿并不强烈，这对企业潜在的用工成本增加构成压力。此外，如今的大学生数量也从10年前的100万上升到700万，相当于一半新增劳动力，更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崛起。

       从12年上市公司新增就业看，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个领域，意味着未来必须发展和人力资本匹配的服务业经济模式。这就对接下来的改革推进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接下来打破国企垄断、真正释放效率、发展服务业，不仅可以解决就业压力，还可以减轻经济对于投资的依赖，进而降低债务杠杆率。至于放开计划生育和延迟退休等政策措施，难以在短时间内起到成效，将需要长期规划和调整。来源：互联网

2014年01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