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世界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外贸出口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然而，在高增速的背后，外贸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这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领域和外贸领域的突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后危机时代，如何才能解决这个突出难题、构建中国新的外贸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
 

　　外贸发展同国内工业化进程的非同步性特征明显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金融危机给中国外贸结构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霍建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长期以来维持高增长，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快，在国企、民营、外资三股势力的推动下，中国外贸平均年增长都在26%左右。不过，外贸的竞争力主要集中在轻纺和机械行业的中低端产品。在高端产业，比如汽车、石化、机械制造方面，我们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优势，但主要以外资为主。
 

　　外贸的这些结构问题及竞争力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但同时也暴露了中国外贸的发展同国内工业化进程的非同步性。这说明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处理好外贸发展和国内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理想的模式应该是：外贸的发展、进出口的变化对国内产业升级有一个支撑作用。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应有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日韩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相对比较好，即它们在国内市场竞争优势比较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同样有较强的竞争力。
 

　　金融危机后，中国外贸也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一是加工贸易比重在下降，加工贸易从2009年的44%下降到2010年的39%，下降了约5个点，这说明一般贸易比例在上升。
 

　　其次，国内产业的梯度转移发生了变化。例如，2010年中西部地区外贸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维持在25%左右，但是中西部基本上都在45%左右的增幅。这一方面说明了中西部基数低、增长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产业转移的趋势。像富士康这一类的企业，已将企业从东南沿海直接转移到河南、湖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据了解，目前这种转移还在进行，而且有加快的可能。这种变化很可能会构建将来中国外贸或者是中国产业的一个新的竞争优势。
 

　　通过对外贸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目前的外贸竞争力已经不完全是建立在资源禀赋的优势上了。发展中国家外贸竞争力的变化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是劳动力资源优势阶段，中国大致已经过去；第二是技术进步和一部分贴牌生产的过程，中国目前主要是处于这个阶段；第三是自主创新、技术支撑、经营拓展能力的阶段，我们现在有部分企业已进入到这个阶段，多数企业没有进入，大部分停留在中间阶段过程。
 

　　中国经济时报：在你看来，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把外贸竞争力建立在技术创新上？
 

　　霍建国：中国创新难度大，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体制上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同企业的发展阶段有关，但也同市场环境有关。我观察了不少合资企业，十年也没有什么技术溢出，技术溢出仅是理论上的推断。毫无疑问，和外资合资以后可能会逐步掌握其技术，在独立发展时就能够把这个技术发挥出来。
 

　　从中国目前的技术创新能力看，市场的支撑力度至少是不够的。创新应该是企业有一定规模才能形成它的创新能力，或者它才具备这种条件。中小企业有创新的意识，但是缺少创新的能力和动力，更缺少资金支持。但是恰恰相反，现在更多的技术和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又怎么样？走得不是很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应该在投融资体制实行公平的竞争政策，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只要有创新的项目或能力就应该享受应有的政策支持。
 

　　如何构建新的外贸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中国今后如何才能构建新的外贸竞争优势？
 

　　霍建国：我们在构建新的竞争优势过程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中央提出的应处理好进口和出口的关系，处理好吸引外资和海外投资的关系等，这些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考虑。关键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力促外贸转型升级，主要解决好政策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支持那些有品牌、有渠道、深加工的企业。同时要避免政策的普遍性，目前不是鼓励出口创汇的阶段，要引导企业追求出口的质量和效益，不应是保出口而应是保质量、保效益。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逐步显现，外贸出口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困难阶段，这恰恰是发挥外贸政策倾斜作用的最佳时期。
 

　　二是，要把产业布局调整抓好。目前商务部正在推进“周边大通道”建设，这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事。如果东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部分转向四川、云南、广西就可以和周边大通道的优势相结合创造一片新天地。所以东部和西部要同时出台政策力促产业转移，产业落地的省市要提供劳动力培训、可利用的土地、税收政策的支持等。如能成功完成这种调整和产业转移，中国未来十年至少还可以维系外贸竞争力。
 

　　三是海外投资方面，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海外搞了10个海外贸易中心，现在可能就剩莫斯科和迪拜了。过去有些省市在海外主要地区，像美国、法国、英国和香港地区等有布点，后来包括总公司在海外的点由于效益不高或赔钱都收缩了。现在回头看，当时想法是好的，但是有些冒进了。现在同80年代已大不相同了，中国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已有了明显的变化，中国目前缺的恰恰是海外的营销网络，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被动恰恰是由于海外势力的薄弱，所以加强海外经营能力和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是企业的需要，也是维系中国国际竞争地位的需要，必须加快推进。
 

　　更何况我们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及外贸顺差带来的压力，不通过海外投资也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目前西方经济普遍处于困难时期，应该是最有利的投资时机。必须依靠海外的布点支撑我们的发展地位，鼓励企业参与物流运输仓储建设、批发、零售，形成产业链下游的经营能力和利润增长点，这是我们摆脱单独靠加工出口被动局面的突破口。有些投资需要国家投，包括在主要国家建立一些贸易服务机构、促进机构。像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在华机构都有政府背景，都有政府专项拨款维系。
 

　　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走资源发展的道路，制造业也可以兼并收购。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我们有可能形成部分的海外经营利润，到那时外贸顺差自然可以降下来了。因为有些企业的盈利是来自海外经营的收益而不单靠出口货物维持。到那时经济就摆脱了目前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同时也构建了中国外贸新的竞争优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1年0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