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日本制造业所走过的历程，如果说《广场协议》诱逼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制造业失去发展机遇的始因，那么《卢浮宫协议》迫使日本成为“低利率最后接力棒者”的事实，则是日本在金融上失去部分自主权和缺乏创新从而受制于汇率和利率的结果。

  《广场协议》通过日元升值而成功地将金融泡沫转嫁给日本，它为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融资。历史表明，日本的汇率和利率政策在受美国的诱逼下，制造业陷入了10年的漫漫萧条之路，这两个协议导致了日本资本市场的膨胀，当资产价格泡沫轰然破灭时，日本经济的复苏之路在巨额不良资产的拖累下显得异常的艰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眼下美国故技重演，试图逼迫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日本对付泡沫经济的具体举措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日本制造业在建立完善的工厂自动化系统方面进行了巨大投资，形成了很多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体系。之后，受经济萧条的影响，消费需求的日益不稳定使得管理人员逐渐认识到高成本的自动化生产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收益。以电子行业为首，一场席卷日本的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标的技术和管理创新拉开了序幕。单元化生产将原来支持多个产品生产的流水线拆分成许多较短的专门用于生产一种产品的生产线，形成I 型、U 型、L 型等多种布局方式。例如，佳能株式会社实施该生产方式后取得了巨大成就：1999 年至2003 年拆分了其下属54 个工厂的总长约为20000 米的流水线，并以生产单元取而代之，这一举措为佳能株式会社节省了720000 平方米的厂房空间，工厂的在制品平均周转时间从3 天缩短到6 小时。在过去的10 年间，日本众多制造企业，尤其是那些电子行业的巨头，再例如，索尼、松下、富士通、日本电气、日立都拆分了传送带装配线并且实施了单元化生产，其中大多数企业都从中获益。

  在神户大学校园超市内，贺卡与信笺货架前面总能看到师生的身影，卡片和纸张种类之多、款式之细、设计之巧、寓意之丰是国内文具展柜前极少能看到的。中国的工艺美术源远流长，这在引发了我对中国工艺美术制造业反思的同时，也使我意识到日本的单元化生产创新及其生产组织模式并没能将日本制造业拉出萧条的泥潭。日式单元化生产多被应用于装配生产阶段，一般仅包含装配、测试和包装三道工序，对一些操作复杂、工序繁多的大型产品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神户大学RIEB的伊藤宗彦教授和濱口伸明教授曾数次赴义乌实地调研小商品市场。作为日本国家级项目“服务领域创新人才培养”的负责人，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搜寻典型案例，制作成教学视频。我在神大的办公室与这两位教授的办公室毗邻，伊藤教授赠予我一份中文版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案例，并与我探讨了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交易市场、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等问题。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关注，几位教授对一位年轻的市场管理人员赞叹不已，详细询问后得知，他们敬佩的不仅仅是她流利的日语，而是她在国际化视野下对日本企业文化的洞悉。这与我在神大同一位日籍教授和一位德籍教授谈杜甫与李白有异曲同工之妙。

  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三大源泉：旺盛的创业精神、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家的对外开放。无论是收购IBM电脑部门的联想、收购沃尔沃的吉利汽车，还是收购Laox的苏宁电器，这些中国企业都是在改革开放后诞生的。这些成功事例以巨大的示范效应刺激了中国社会，在中国掀起了创业热潮。海归学者施正荣在政府创新政策的支持下，短期内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池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型企业；大学教授王传福在鼓励风险投资的环境中，创造了比亚迪今天的辉煌。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变化是优秀人才的企业回归，这种回归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源。日本社会对其20年来制造业创新精神减退的理论和现实的感叹，使我们深刻地感悟到中国在面临汇率和利率波动下，制造业将不可避免地走上创新之路。

  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增大，当中国制造业不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时，普通民众才会形成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稳定预期；当内生于人力资本要素的技术创新得以释放时，经济增长才会迈入正反馈的良性通道。联系日本制造业单元化生产流程的创新来看问题，浙商的创新精神要上升为企业家精神，要汲取日本制造业对创新精神减退的深刻悲悯与反思，在“人口红利”减退的重要转折期，牢牢把握人才盛宴的红利。我们对日本泡沫经济下制造业创新的反思，会启迪创新意识，相信中国能够应付汇率和利率的波动，在坚持经济结构调整的方针下逐步克服制造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所出现的困难。

  （作者系浙江杭州人，200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日本神户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201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