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制造业开足马力，能够满足多少人的日常需要？
   
    具体答案无人知晓，但我认为，供给整个世界绰绰有余。例如：广东小镇清溪生产了占全球市场份额40％的电脑磁头、30％的电脑机箱、25％的电脑高压包以及20％的马达；绍兴的领带产量占全球30%，袜子产量占全球30%；温州的打火机、太阳镜产量堪称世界之最；广东桥头镇的纽扣年产销近30亿元；浙江桐庐县分水镇年产30亿支圆珠笔……

    这还只是几个城市和乡镇的制造业情况。如果世界需求允许，中国的产能还可以翻几番。但是，即便没有经济危机，这一发展模式也会很快达到极限。

    反思过去，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导致今天需求乏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采取倾斜政策，对经济特区、外资企业、城市经济和大型国有企业采取的优惠政策累次叠加，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致使中国举国之力在为少数人致富创造条件，而有数量众多的中国公民仍旧徘徊于温饱线，多年以来无甚提升。

    中国发展模式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粗略算来如下。

    第一，二元经济模式的普遍存在。其中最核心的是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干扰。国有经济通过政府的不断注资和扶持而始终处于中国经济的主体地位。由于国有经济居于各个垄断领域，并通过简单的加价销售模式获取毫无风险的垄断利润。他们的存在客观上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强大。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在国有经济之外顽强生长，但由于位居食物链末端，民营经济的发展依托国有体系，其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转移到了国有经济体系内。

    第二，制度壁垒。一块土地的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比如农业用地转为商业或工业用地划转等）。这种制度壁垒的存在，使优秀企业无法通过正常的商业竞争取胜。因为在进行正常竞争前，很多企业已经被制度壁垒排挤在外，或者在缴纳准入费后，丧失了竞争优势。

    第三，中间费用巨大。一家民营企业，从开办到开展业务，需要支付各种隐形费用。我称之为中间费用——与交易费用相比，它并不参与实体经济的运营，属于制度抽取的特权税。

    中国市场中间费用太高，经济体系中，外有资源外流、内有行政干扰。导致中国的经济成本过高，普通公民无法完成原始积累，无法从贫困中脱离出来，自然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更多消费。相应地，经济增长也就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而这一切，均源于制度困境。

    此等模式下，外资企业占据了商品线中高端，供富人消费；而本土优秀生产企业因为上述因素放弃了国内市场，转而进行加工贸易，将中低端市场留给了假冒伪劣的制造者。如果上述弊端不解决，这种情况将长期持续。

    制度困境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考验。在所谓“后经济危机时代”中，我们必须开始着眼于中国经济长远的未来，寻找解决困境之路。惟有未雨绸缪，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作者：历志钢

2010年01月15日